《乐与怒》是Beyond乐队发行于1993年5月的一张专辑。专辑发行不久，1993年6月24日，黄家驹在日本东京录制综艺节目时，不慎摔落舞台，造成重伤，最终于6月30日去世。《乐与怒》成为了Beyond四子的最后一张专辑。
《乐与怒》专辑封面
在黄家驹离世30周年、Beyond乐队成立40周年之际，诗人左安军出版了《乐与怒：Beyond传》一书。书中，左安军通过收集、整理、研究大量文献，采访十余位Beyond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发掘出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全面、系统、客观地展现了Beyond从创队到当红直至解散的曲折历史。2024年6月15日，左安军与Beyond金牌搭档、填词人刘卓辉，作家、学者杨早，以及诗人、作家杨碧薇，围绕这本新书以及Beyond的音乐、和平与爱的摇滚精神等议题，举办了一场分享会。在此基础上，左安军与杨碧薇进行了一次更加深入的对谈。
2024年6月15日，北京方所，《乐与怒：Beyond传》新书分享会现场，右二为左安军，右一为杨碧薇
杨碧薇：安军好，再次祝贺你的《乐与怒：Beyond传》出版。这对于Beyond乐迷（包括我）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就我所知，你在中学时便受到Beyond的影响，平时听的音乐却并不局限于此，至少还包括Pink Floyd、Dire Straits、Nightwish、U2等。为何你单单选择Beyond来作为重点书写对象，并愿意为此花费十年的时间和精力？
左安军：Beyond的音乐曾是我强力的精神支撑，我对他们怀有一种感念之心。在没有看到那些不堪卒读的文章和那本关于家驹的书之前，其实我并没有关于Beyond的写作计划，甚至没有想过要写任何一支乐队。最初产生写《乐与怒：Beyond传》的念头，是因为看到了那本关于家驹的书。如果说得尖锐一点，其实那样的书就不能称为书，甚至可以说是出版之耻。就Beyond的影响力、原创贡献、精神象征而言，不应该被以如此低劣的文本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决定自己写一本。另一方面，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有关Beyond严肃、系统、深入的文章和著作少之又少，因此我觉得我的书写尤为必要。
最初我并没有预料到这部传记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来完成。作为一部基于史实书写的传记，对相关文献以及我的采访内容进行吸收、转化，工作量非常庞大，远远超出最初的预料。但既然已经上路，我只能写下去。在创作的过程中，越是发现更多错讹，越是强化我的责任感，我觉得我应该对Beyond的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另一方面，当时我作为一名诗歌之外的写作新手，在各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尤其是随着智识不断丰富，回头观望过去，总会发现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只好停下来反复修改和打磨。
在写《乐与怒：Beyond传》的过程中，我的兴趣得到更多激发，我也曾打算去书写或者翻译有关其他乐队的书籍，但这些计划工程都非常浩大，以后有机会再提上日程。
《乐与怒：Beyond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杨碧薇：我在读这本书时，就处处感受到你的踏实、严肃与责任心。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阅读判断，你确实做到了“对Beyond的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我还注意到，你花了大量笔墨来写家驹，甚至将这本书“献给家驹和未来”。那么，于你而言，家驹究竟是何样的存在？通过这本书，你希望读者认识到一个什么样的家驹？在写作过程中，你对家驹的认识有发生转变吗？是否有不一样的发现？
左安军：在音乐方面，家驹当然是个天才，他胸怀崇高的音乐理想和音乐追求，他积极、乐观、勤奋、坚毅、执着的性格品质，是乐队成功路上非常重要的基础。我心中当然有我所理解的家驹，但我并没有刻意将家驹塑造成某种模样，尤其是基于史实的书写。有时候写作并不为读者提供答案，而是提供获取答案的线索，最终需要读者自己去品味、思考和判断。总的来说，家驹和很多人一样，复杂性多样性并存，优缺点同在，书里面都有展现。在1993年之前，无论创作能力还是贡献的作品，甚或思想和团队凝聚力，家驹无疑是Beyond的核心人物，他在乐队中的地位决定了倾注的笔墨。
其实创作的过程就是认识不断深入和转变的过程，如果一开始我就对家驹或者Beyond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我可能就不会去写这本传记。但有一点非常值得强调，那就是Beyond敢于尝试和突破的精神。Beyond的所有成员都是半路出家，非科班出身，刚开始时他们都不会记谱，即便是后来依然不会读五线谱，但他们开始尝试创作时，学着用简单的方法标记和弦，用录音机把创作过程录下来，慢慢打磨，后来才渐渐学会用简谱记录旋律。正是因为他们非科班出身，才能不被理论所累，思想不被禁锢，敢于尝试和突破，才创作出那么多杰出的作品。
在今天，可能很多人觉得音乐创作很难，但其实这是胆怯心理在作祟，或者是因为不了解音乐的历史。如果对民歌和山歌有所了解，会发现其实很多民歌和山歌都是产生于劳动人民劳作、恋爱的过程中，他们甚至信手就能编出一首歌。他们不会作曲和识谱，但并不妨碍他们能够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歌曲。当然，好作品需要天赋、思想和专业储备等多方面的合力，这并不是人人都具备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正是因为不会、不满意，我们才有超越自身或他人的驱动。
杨碧薇：你说这些让我想到了文学创作。我们中文系流传着一句话，“学术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伤害”，此话虽有调侃意味，但也值得我们反思反思，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在一些人身上我看到，如果创作时不能从学术思维中走出来，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专业性是把双刃剑，有时反而会让人束手束脚，限制人们的自由表达。
好，我们接着聊。这本书里有两条暗线是我感兴趣的，第一条也与文学有关，即你对歌词的关注。你认为，不擅长写歌词，是Beyond早期的短板之一。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个问题此前鲜有人重视。作为一名对文字有天生敏感的诗人，你如何看待歌曲的音乐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如果说Beyond早期的词还有可改进之处，你认为同时期的香港乐坛还有哪些人的歌词值得借鉴？
左安军：一首歌其实可以同时兼具音乐性和文学性，音乐性的表现途径主要是旋律和编曲，而不是歌词的韵律。当然，歌词的韵律也会某种程度作用于其旋律，但这不是主要的。歌曲的文学性则主要通过语言即歌词展现，遣词造句、修辞手法、诗性悖论等都能为歌曲的文学性增色。无论先作词还是先作曲，歌曲的音乐性和文学性都会互相影响，但它们并不决定彼此的命运。每首歌都能找到一种甚至多种恰如其分的演唱方式和表现形式，如果一首歌不够好，一定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表达。当然，这取决于创作者的天赋、创造力、专业水平等。
我认为音乐，包括其他任何艺术门类，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思想性。所谓的口水歌主要是因为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匮乏，这种匮乏显然是出于创作者自身的匮乏。还有一些歌词，听起来唯美清新，中学时代可能会比较喜欢，但随着我们挣脱思想、视野、品味的藩篱，会发现那些歌词不过是浮华辞藻的堆砌，根本没有内涵可言。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性可以伪造，思想性则不能。在国内，声音碎片可能是音乐性、文学性、思想性结合得比较好的典范。左小祖咒的某些歌词虽然有口语化倾向，有时甚至显得随意，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标杆。尽管Beyond的某些歌词文学性不是很强，但作为一个音乐整体，总体而言显得恰如其分，这已经很难得。
Beyond的同时代有挺多不错的歌词，但每支乐队、每个歌手都有适合自己的词，乐队与乐队之间，歌手与歌手之间，并不能互换或挪用彼此的歌词，因为气质和风格不一样。比如黄霑写的歌词很好，但并不适合所有歌手或者乐队。因此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提高创作者或者团队自身的水平，找到适合自己的音乐表达。
杨碧薇：所以任何时候，“适配性”都是重要的：音乐性、文学性、思想性的适配；作品与作者气质的适配……你说到左小祖咒“可以作为一种标杆”，这点我赞同。我上高中时第一次听他的歌，就笑了半天，因为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他人的审美经验，而且里面包含着反讽的逻辑。后来我在音乐节上看过他的现场，他是对音乐有严肃追求的人。我认为，“随意性”与他创作机制里的反讽逻辑有着密切关联：因为严肃，所以反讽；因为反讽，所以需要解构，故而显得“随意”，甚至要有意制造“随意”感，在这里，“随意”就不再是一种美学病症，而是一种可贵的创造力了。正是有这种能自洽、自证的逻辑打底，祖咒的音乐特质才得以成立并凸显。
我们接着聊第二条暗线。你始终在关注Beyond的摇滚理想与市场选择之间的博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创作者与大众接受之间的双向选择，却很少被人注意。你为什么会重视这个点？你认为家驹和Beyond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
左安军：Beyond与市场博弈的过程其实就是乐队心态和思想转变的过程，关注这种博弈，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在音乐和行动上的变化。在1989-1991年的两三年间，虽然乐队作出很大的妥协和改变，但他们并没有虚假的作品，始终保持着真诚，这是乐队作品生命力的基础。1992年初到1993年6月家驹去世之前，乐队的音乐品质在妥协中得到升华，但也让他们感到疲倦。家驹去世之后的Beyond与市场的博弈依然在进行，更多的时候甚至表现为反商业，因此获得了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三子时代，甚至乐队成员单飞后，都有不少佳作，但遗憾的是，后家驹时代的Beyond并没有创造出更多流传广远的作品。
杨碧薇：“后家驹时代的Beyond并没有创造出更多流传广远的作品”，这个表述真精确！你用的词是“流传广远”，这是从传播角度而非作品的品质角度来评价的。在整本书里，你的表述也是客观的，冷静且节制。其实诗人往往擅长抒情，甚至是煽情，你在本书的写作中却没有倚赖诗歌写作的特点及优势。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采用这种书写风格？
左安军：我看过太多虚假、煽情和渲染的文本，那并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希望呈现一段真实、客观的历史，将Beyond立体地展现出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Beyond的欣赏者、研究者和支持者，而不是狂热粉丝。只有狂热才会在写作中自我感动，冷静则需要一种平视的勇气和心态，我相信只有冷静审视，才能全面地认识、理解Beyond及其作品。节制可能是从诗歌创作上延续的习惯，这个世界的废话甚至语言垃圾已经够多，我不想在我的写作中增加语言的负担，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尽量做到简练。
杨碧薇：此前在北京方所的对谈中，我就说过你这本书具有学术性。现在我还要补充一下：其实你靠着一己之力，已经将Beyond研究提高到了新的学术高度。Beyond并不缺歌迷，缺的是真诚、严肃又有实力的研究者。而你正是这样一位研究者，且开了个好头。难得的是，严肃的学术态度并没有妨碍读者亲近这本书，我相信，阅读《乐与怒：Beyond传》首先能让读者感到亲切，这本书能很好地帮助人们了解到真实的Beyond，还会积极地触发读者的思考。既然聊到学术，那我们再来聊聊Beyond三子吧，三子时期的Beyond也是Beyond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后三子时代”（我发明的词），也即三子单飞后，他们各自的作品其实也颇有特色，比如《太平山上》，可以说充分地彰显了阿Paul和刘卓辉的摇滚理想。但家驹的光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三子的努力，似乎没有人对家驹之后的三子作品进行系统的梳理、比对。这种遗憾，只能靠时间来弥补了。关于三子，除了这本书里现有的内容，你还有想补充的吗？
左安军：后家驹时代Beyond三子都很努力，每个阶段他们都贡献了自己应有的才华，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Beyond的影响力才得以延续和扩大。被遮蔽可能是后家驹时代三子的宿命，某种层面他们始终无法超越家驹时代，而且家驹的意外离世增加了诸多神秘色彩，令无数歌迷感到惋惜、深深怀念，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目光聚焦在家驹时代，从而忽视了三子时代。三子时代当然也不错，他们的歌词更率性、自我，编曲也更丰富多样，但旋律和编曲并没有家驹时代那样特色鲜明，不易被听众记住，传唱度远不及家驹时代。在声音方面，三子也不如家驹的唱腔具有识别度和感染力。人们总会不自主地拿三子时代和家驹时代进行比较，这是难以避免的。除非他们以Beyond之名创造出比家驹时代更振聋发聩、更受欢迎的作品，才能摆脱家驹时代的阴影。就像Pink Floyd早期主唱锡德·巴雷特（Syd Barrett）离队后，乐队创造出《月之暗面》《迷墙》等伟大专辑，并不用活在巴雷特的影子下。后来阿Paul多次组建新乐队，就是试图摆脱Beyond和家驹阴影的一种努力。
三子时代推出的专辑《二楼后座》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三子时代的乐队核心不甚明确，阿Paul和家强一直在相互竞争，家驹去世后尤其是乐队后期，他们俩更是谁都不服谁，分裂一触即发。在没有凝聚力的情况下，乐队在创作和演绎上很难有爆发性的表现。世荣和阿Paul都有说过，三子时期风格比较杂，没有方向。但个别三子时代的歌迷，更确切地说可能是乐队某个成员的粉丝，不愿相信也不愿正视这样的事实。当然，每个听众的品味、喜好、素养、专业基础存在巨大的差异，按自己的喜好去听就好。
我还想说，目前还没有谁像我一样花如此多的笔墨来写三子时代。如果有歌迷读者不满意，非常期待他们参与到三子时代的书写当中，写出他们心中的Beyond或者三子。那将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也是我这部传记另一种意义的延伸。
杨碧薇：三子时期已经没有整一的方向和乐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了。“涣散”的结果，既与三子各自的诉求有直接关系，又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文化景观。说起来，香港流行文化正是一道灿烂的后现代风景，同时见证了后现代的繁荣与荒废、喧嚣与孤独。李欧梵在《上海摩登》里曾谈到上海对香港的影响，数十年后，香港流行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包括我们在内的几代内地人。从70后到90后，都有对于香港流行文化的记忆。前不久，我注意到Beyond的网易云歌迷中已经有00后甚至10后，他们在留言中称家驹为“家驹伯伯”。除了Beyond，香港流行文化对你还有哪些影响呢？这些影响是否整合进了你的创作体系中？你还关注香港目前的摇滚乐吗？
左安军：写《乐与怒：Beyond传》就是对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的回应。香港音乐和电影对我的影响当然还涉及审美、情感、精神方面，但这种影响可能并不直接在写作中表现，不过我又恰恰是通过写作参与到这种流行文化的构建当中。这部传记的创作拓展了我的写作边界，相信以后会在不断的尝试中获得新的突破。我一直在关注新生乐队，包括香港摇滚，但很多乐队气质和风范比较弱，作品也不甚突出，似乎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杨碧薇：一聊起来就收不住了。最后请你谈一下，你希望人们从《乐与怒：Beyond传》里获得什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左安军：首先当然是希望读者看到一个真实、客观、复杂的Beyond历史，毕竟这是最初创作的动因。Beyond的作品、挣扎、品质、精神等，书中都有呈现，但每个读者领悟到的会有所差别。只要认真阅读，我相信一定会从中发现不一样的东西，也会对Beyond有新的认识。
关于写作计划，目前就是写诗，同时也在做一些关于诗歌和诗人的研究，时间会比较久。写诗是和自己进行交流和对话，研究则是反观和理解历史的一个途径，也是和研究对象交流、对话的最好方式。
（左安军，穿青人，青年诗人、作家。1991年生于贵州纳雍。毕业于四川大学。曾发起创办并主编民刊《途中》。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青春》《诗江南》《散文诗》《青年文学》等杂志及多种选本。著有诗集《第三人称的我》、传记《乐与怒：Beyond传》。杨碧薇，云南昭通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曾在《南方周末》开设艺术批评专栏。出版《下南洋》《去火星旅行》《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等诗集、散文集、学术批评集共六部。网课《由浅入深读懂汉语新诗》入驻腾讯视频。2021年入选《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青年诗人20家”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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