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汉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制度创新做保障

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保障？中国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大体处于何种阶段？应该从哪些维度培育发展耐心资本？各地布局新质生产力时如何避免重复竞争？在面临一些外部挑战情况下，中国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态势如何？

近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的命题，也是改革的命题。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即通过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来构建更能适应或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

黄汉权认为，“因地制宜”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我理解，这个‘地’是广义的概念，不仅局限于地域，还要‘因技制宜’、‘因业制宜’”，即不同地区、不同技术路线、不同产业类型都要结合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采取不同发展路径。

黄汉权表示，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处在服务业占主导的“三二一”型发展阶段，但是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相较发达国家还比较低。因此，在继续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同时，也要加快提升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

在谈到中国新能源产业如何应对外部挑战并更好发展时，黄汉权认为，要通过谈判、协商，形成共识，创造共生共赢的合作发展格局。应支持企业根据发展需要，选择在适合的国家和地区布局，包括走出去投资建厂，但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把重要和关键核心环节留在国内，这样就有利于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受访者供图）

“因地制宜”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

澎湃新闻：从上半年的投资数据看，从全国到各省份，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这说明了什么？

黄汉权：高技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之所以称为高技术制造业，首先是科技创新驱动、其次成长性好，大多数的高技术制造业属于新兴产业范畴，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还处于快速成长期，因此相关的投资快速增长是正常的。

目前来看，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因为对高技术制造业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长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等领域的市场规模还在不断地壮大，而且随着消费者对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其相关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市场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从这个方面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投资、鼓励这方面的发展，就是因为看到它们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澎湃新闻：《决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部署，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提法？

黄汉权：新质生产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就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的命题，也是改革的命题。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依靠科技创新起引领作用，但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到最后形成新质生产力，背后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来保障，就是通过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来构建更能适应或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十届三中全会在这些方面做出了系统的战略部署，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提法是“因地制宜”。 我认为，“因地制宜”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对“因地制宜”的“地”不能理解窄了，不光纯粹是地理概念上的“地”，要从更广义的范畴去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地域角度，各个地方要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选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攻方向、实现路径以及主要发力点。

第二，从技术路线角度，因为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创新，现在每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应该说是风起云涌，这些技术创新里就有不同的技术路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技术路线的特点、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使不同的技术路线都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并行发展，并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最后筛选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路线和由其催生的新质生产力。

第三，因业制宜，“业”是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有序布局。不同类型产业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所对应的技术特点、发展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对于传统产业里，需要更加注重采用先进的、前沿的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对其进行改造升级，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实现“老树发新枝”。在新兴产业中，主要考虑怎么通过新的技术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尽快形成更大的体量和规模，实现“新苗扎深根”。未来产业则是考虑如何选准方向、前瞻布局，通过超前投入，特别是鼓励耐心资本进行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持续培育，让未来产业能够尽快发芽成长为新兴产业，实现“新芽长新苗”。而且，在以上三类产业统筹发展过程中，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它们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比如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产业的配套和支撑，同时，新兴产业形成的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服务，反过来也可以应用到传统产业上，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也从体制机制上明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何积极作用？

黄汉权：我觉得肯定有很大的牵引、推动作用，因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这个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二是管理和制度创新，后者实际上就是改革的内容，既通过改革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如果没有制度的创新做保障，很多时候科技创新也很难实现。虽然我们的科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和短板，这就需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互动，从而加强我们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使得科技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整合和高效利用，促进更多的高质量科技成果涌现。

政策、资本如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

澎湃新闻：我们在制定一些改革措施、政策时，如何能够更好与市场衔接？

黄汉权：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企业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科学家是实现“从0到1”的发现突破，企业就是实现“从1到100”的拓展应用。

如何真正从制度上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我觉得可以有几个方面，第一，要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加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完善由企业主导构建的产学研联合体运行机制，促进产业链链主企业加强上中下游联动创新，因为企业是问题导向、市场导向、需求导向的，由他们来主导建设产学研联合体和产业链联动创新，能够有效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

第二，确确实实保障企业在创新决策中的自主地位，政府不要给企业下任务，要让企业对科研项目有自主决策权，比如项目立项、资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决策权。

第三，在人才自由流动方面，要为企业吸引优秀人才提供便利的环境，特别是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破除科研人员从高校、科研院所流向企业的各种制度障碍和隐形壁垒。

澎湃新闻：近期，耐心资本引发关注，您认为耐心资本对于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汉权：首先，耐心资本要能够满足产业发展的周期性需要，因为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对资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萌芽期可能需要一些能够承担较高风险的种子资金和风险投资，到了发展起步期，可能需要一些创业资本或股权资本，到了快速发展期可能需要资本以借贷的方式进入。从有利于产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耐心资本肯定是受欢迎和鼓励的，特别是在更早就进入而且长期持有的产业资本，它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从中获得稳定、长期、可持续的回报。

其次，耐心资本对企业发展来说，可能就不光是解决融资问题，因为需要长期持有并获得稳定的回报，它会对企业的发展给予技术、服务等相关支持，因为这类资本已经与企业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

澎湃新闻：中国应该从哪些维度培育发展耐心资本？

黄汉权：第一，应该支持各类产业基金，特别是政府发起的产业发展基金或引导基金，发展成为耐心资本；第二，要积极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第三，推动银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出更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些中长期贷款；第四，鼓励国企央企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做更长远的中长期投资，特别是投向原始创新领域，当然，对于这些投资，要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考核评价体系。

澎湃新闻：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但聚焦的领域主要在某些行业，您认为地方政府在决定布局一些新兴产业时，该如何做好评估？在后续的投资建设中，如何做好有效监督，避免重复竞争？

黄汉权：目前地方在布局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确实存在同质化现象，如何避免？首先，国家层面要有统筹，比如可以定期发布一些新兴产业的信息，把一些行业领域已经有多少项目在投在建或者规划建设、大概到什么时间节点可能会形成多少产能等信息向社会公布，以便各地方、各企业在决策时作为参考。第二，在投资一些新兴产业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加强监管，主要是不能让地方政府开展内卷式恶性竞争，防止各种违规招商引资，通过过度的优惠让利比如税收、土地、电力等各种补贴支持产业过度扩张，要确保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公平竞争。第三，要引导各地在布局新兴产业时，不要追求“大而全”，不要追求全产业链，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聚焦于某一个产业的细分领域、产业链的某个环节，这样大家可以做到互补，实际上很多产业的发展空间是足够大的，能够让很多地方、很多企业进入、形成互补错位发展。

新能源产业如何应对外部挑战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服务引领、制造支撑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基调，近年来这一趋势有发生变化吗？有哪些表现可以佐证？

黄汉权：这个趋势一直还在延续，还在往前走，我们看产业发展规律，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

越是比较高级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占比就越高，我们现在产业升级的方向，也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要高度发达。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为制造业做支撑保障服务的，实际上如果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制造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就是往高附加值的两端走——一端是研发、设计，另一端是金融服务、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等。

中国现在产业结构处于“三二一”的发展阶段，但是服务业的占比相较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低的。当前中国服务业比重虽然已经超过50%，但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一般达到70%以上，有的甚至更高；其次，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虽然也在50%以上，但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一占比也是70%左右。

所以现在我们发展产业，一方面肯定还是要继续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但另一方面，也要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因为附加值比较高的环节往往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所以要实现更高效益、更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

澎湃新闻：近年来，以新能源产业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但当前也面临一些外部挑战，您认为中国新能源产业未来的发展态势大概是怎样的？

黄汉权：新能源产业是符合全球发展的大方向的，它能解决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安全等问题，同时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的，符合大方向的产业肯定是有发展前景的。

中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上有竞争优势，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通过更早的、持续的投入，同时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完整性和产业体系配套齐全，以及超大市场规模能够摊薄成本，加之政策支持大力推广应用、创造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中国新能源产业具有综合竞争优势，包括产业链完整、高性价比等。

但是，当前确实面临一些外部挑战，比如部分国家对中国产新能源车加征关税等，我认为这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是有影响的，但是影响是可以对冲的。首先，中国的产品还是有竞争力的，只是盈利空间会被压缩，其次，目前加征关税只是少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很欢迎中国的新能源产品，毕竟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而且对当地绿色发展确实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要通过谈判、协商，使大家能够达成共识，形成共生共赢的分工合作发展格局。

对企业来说，选择在适合的国家和地区布局，走出去投资建厂，在把关键核心环节留在国内的基础上让产业链部分环节走出去，这些都是可能的选项。另外，当前面临的压力也会倒逼企业进一步优化工艺流程、改进生产技术、加强管理，进一步降低成本等，以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