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是一座极其特殊的都市，它兼具繁华与混乱，既有活力四射的一面，又固守着印度这个国家的某种传统。它贫富差距惊人，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有人在这里堕入贫民窟。贪婪、暴力、焦虑和边缘化，成为理解这座城市的关键词。
拉纳·达斯古普塔在《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一书中写道：“德里痴迷于金钱，金钱是这座城市唯一理解的语言，要让自己脱离其庸俗和对金钱的执着，就需要花很多钱。这是一个自我挫败的奇怪逻辑。”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这让德里人也变得复杂，达斯古普塔继而写道：“人们总是假定：一个明显正在致富的群体，其内心生活应该和外部的经济指标一样一帆风顺，但在这个新兴世界的大都市，加速的变化经常成为一场让人混乱的狂风暴雨。人们赚的钱越多，事情越不可理喻。”
民众的面貌就是城市的面貌，德里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曾经认为这座城市可以教给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在21世纪生活的话，现在我们要失望了。土地抢夺和习以为常的腐败后来变得明目张胆；精英的权力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肆意扩张；所有曾经的缓慢、私密和独特都变成了快速、巨大和同质——已经很难再梦想一个能给人惊喜的未来了……这座城市不再是正建造一个能鼓舞世界的天堂，而是努力把自己从地狱的边缘拉回来。”
新旧德里并非只是地域划分，也有时代之隔
被恒河支流亚穆纳河贯穿全城的德里，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13世纪，突厥人在此建立延绵三百年的德里苏丹国，也让大量中亚文化风俗被引入。16世纪初，莫卧儿帝国建立，并于1638年迁都德里。英国人在19世纪中叶的到来，让德里的文化更加独特，北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乃至西方文化杂糅。
阿克萨达姆神庙
英国文化对德里乃至印度的影响，超越了历史上在德里扎根更久的其他文化。在《精灵之城》一书中，威廉·达尔林普尔这样描述德里的复杂社会结构：“印度人英国人都太自豪于本身的血统，以至于‘混血儿’从来都没有真正出头的时候。至少，斯金纳家族在德里社会中还有些地位，但其他多数英印混血儿的际遇可就一年不如一年，处境日趋艰难，印度人和英国人双方都对他们有严重的偏见歧视，使得他们愈来愈深受其苦：印度人不肯跟他们打成一片，又瞧不起他们对英国的赤胆忠心，英国人则硬是把他们排斥在俱乐部和社交客厅的门外，在背后毫不留情地讥讽他们。”
书中的詹姆斯·斯金纳是一位上校，也是19世纪著名的早期殖民者。他是个混血儿，这一身份困扰了他的人生。作为军人，他四处征战，阅历丰富，充满魅力，但肤色使他遭遇排挤和偏见。
斯金纳的父亲是苏格兰籍佣兵，母亲原是拉其普特族的公主，因此他兼有苏格兰和印度血统，这种族混合的特性决定了他的职业生涯。
这是因为从1792年起，只要父母之一是印度人的话，已不可能在东印度公司军队中获任职位。所以，詹姆斯·斯金纳在18岁那年被迫离开西化的孟加拉，去为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对头军队效命。但即使如此，“正如斯金纳的混合血统导致他被摒除在东印度公司军队之外，同样的缺憾又令他在东印度公司对头军队中的职业生涯受阻；他的出身就像一把双锋利刃，切断了他两边的路。”
印度有其特殊之处，在拉丁美洲，统治殖民地的往往是那些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所生的混血军人，玻利瓦尔就是典型例子。但在印度，“任何‘混血’暗示都会掀起维多利亚时代的盲从偏见，而在德里，斯金纳的儿女就变成了英国人的嘲弄对象、笑柄。”
如果连斯金纳这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族都如此，那么大多数英印混血儿的际遇可想而知。后来，他们大量移民。剩下来还留在印度的那些人通常是乐观的、年纪大的或恋旧的。但他们留下来面对的是某些印度人的仇视，以及每况愈下的贫穷。
《精灵之城：德里的一年》
在德里这片土地上，种族之间的隔膜只是一部分。达尔林普尔书写了这座城市在印度历史变迁中的种种。
在达尔林普尔看来，“德里是个充满精灵的城市，尽管它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侵略者的焚毁，千年复千年，然而这个城市还是会重建；每次都像火鸟一样从火中重生并兴起，就像印度教徒所相信的轮回转世之说，肉体会一再地轮回直到变得完美为止，德里似乎也注定了要百年复百年地以新轮回的面目出现。”
在时间谱系上，达尔林普尔的叙事由近及远，从1984年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后引发的锡克教教徒大屠杀，1947年印巴分治导致的宗教族群大迁徙，大英帝国对印度的征服，莫卧儿帝国和德里苏丹国的历史，乃至史诗《摩诃婆罗多》，一段段更迭中总少不了暴力的存在，尤其是印巴分治时期的大屠杀，所摧毁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许多印度人对自治的最初幻想——他们一度以为，英国人离开，一切就会自动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获得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印度经济始终在尼赫鲁设计的框架之下，与被殖民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相反，尼赫鲁学习了在日本和苏联发生的高速工业发展，觉得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高速推动经济扩张到足够的程度。他设计了一个封闭且以国有化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系。但这个体系只能成为既得利益者进行权力寻租和垄断的工具，腐败横生，同时产品和服务质量都极其低劣，物质短缺严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政府在无力解决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提供紧急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印度政府必须进行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在此后的改革中，外资得以进入印度，这个封闭数十年的古老国度开启了私有化和全球化进程，也开启了“南亚奇迹”，德里的蜕变从此开始。
《资本之都》中写道，最先带动德里经济起飞的行业是业务流程外包，这也是印度全球化的标志。业务流程外包即BPO，基于现代通信，一个公司的不同职能不需要在一个地方执行，而是可以被分配到全球各地，所以许多非核心业务会被转移到薪酬较低的地方，节省大量成本。这种职能的重新分配早已在其他国家出现，但却是市场自由化之后的印度企业家们首先将这种理论变成改变世界的现实。
印度的BPO行业最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印度公司开始为美国和欧洲的客户提供数据处理和客户服务支持等业务，这些服务涵盖了各种领域，包括银行、医疗、零售、电信和航空等。
由于德里有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会说英语，但又无法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外包业迅速在这个城市兴起。
德里遍布机会，但也充满不安全感
在《资本之都》中，拉纳·达斯古普塔描述了德里人过红绿灯的场面——
“车喇叭不断地响着，因为车流不是让你随波前进的顺流，而是需要劈出一条路来的丛林。人们开车的方式好像别人都是敌人，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凡是没有开足马力抢占的空间或机会，都会立刻被其他人抢走。你在这里会看到，红灯时，每个人都在到处张望，以确保别人不能耍滑头抢占自己的先机。有些在前面的车就这样直接开过路口，穿过对向的车流——这些人希望在诸如交通信号灯这种对老百姓的限制中维护自己的自由。其他车也都一心一意地往前挪，占领每一寸能占领的路面，努力挡住旁边的车，不让别人在红灯灭了的时候超到他们前面去。”
这种“乱”早已成为德里的标签，暴力和性犯罪也令人们陷入惊慌和反思。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在于德里经济结构的底色。它固然是一座充满机会的城市，但大多数机会仍然诞生于不够市场化、权力缺少约束的社会形态之下。
因为市场化并不彻底，始终被政治和种族等因素掣肘，所以德里的任何行业，本质上都是特权与关系在左右，这就导致德里在腐败中无法自拔。同时，因为财富源自于特权，富人也不可能对底层有任何尊重，反而固化了印度原有的阶层问题。
也正因为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德里乃至印度的基础设施从来都未曾为穷人考虑过，穷人从自己的家园被驱逐也是常有之事，伴随而来的是新建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资本之都》以大量篇幅阐释了一个事实：印度经济的部分推动力来自于企业对农村的土地侵蚀。
原本印度的土地集中于农民手中，个体拥有的土地少，也并不愿意出卖，企业想要合法获取大片土地的可能性为零，因此腐败政府和寡头通过巧取豪夺，肆意践踏农民利益，制造大量冲突，也使得众多农民沦为赤贫，只能流亡于城市的贫民区，德里的人口剧增，正是因为这些失地者。
《资本之都》中写道：“德里被房地产这种很特别的财富所主宰。房地产是一场争夺，如果没有在政治家、官僚和警察之间用有偿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广泛的网络，几乎是不可能大规模经营的……犯罪和暴力行为普遍升级，而历经这一切并获得了新财富的人强大而可怕。他们知道如何挟持国家权力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有警察和可怕的勒索帮派支持。”
2010年在德里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原本被视为印度向全世界展现德里现代化一面的契机，但实质上却是一次工程腐败的高潮。印度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充满各种权钱交易。富豪家族通过政治关系和贿赂获得项目，再以高价分包，承包商付出巨大价格承包后，当然只会以最低成本、最敷衍的态度进行工程。运动会结束两年后，这些工程已经破败不堪。这并非孤例，德里随处可见破败基建，它们正是腐败的产物。
医疗服务系统的腐败，甚至连中产阶级都被波及。上世纪90年代后，私立医院成为德里的主流，它们由德里的富豪家族控制，从土地获取到医院兴建，背后都有他们与政府官员的权钱交易。这些医院挖走了公立医院的大量医生，同时将盈利置于救人之上，病人必须忍受各种毫无必要的重复检查和治疗，使用昂贵的设备的药品，生病后便破产成为中产阶级的噩梦。
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抱着“我不占便宜就会被别人抢走”的心态全力争夺资源，金钱成为“这座城市唯一理解的语言”，以至于“要让自己脱离其庸俗和对金钱的执着，就需要花很多钱”。
德里人非常清楚，“印度一半的混乱都是官僚系统故意的策略。因为如果事情都很有效率，就没理由要付钱贿赂了”，所以底层都痛恨体制的腐败，但他们又争先恐后希望进入体制，满足自己对特权的渴望。这甚至导致了一个奇异的悖论：“腐败的政治是对社会其余部分残酷惯性的纠正，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是绝望的理由，而成了希望的主要来源。”
伴随这种逐利思维的，是南亚文化里因守旧而产生的荒诞。比如有不少印度人将水资源的污染归咎于英国人建立的自来水系统，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印度人在水井和河中取水，看得见水源，也知道自己未来还要依靠水源，因此会加以保护，但英国人在德里建立自来水系统后，让人们有了“一扭就有、取之不尽”的错觉，继而对待环境愈发凉薄，也使得德里和水资源变得肮脏。
这种推卸责任的思维方式，其实存在着南亚文化的基因。拉纳·达斯古普塔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这一点，正如他所言：“德里的玩世不恭源于它的历史，还有它散发着的一种古老的感觉——让你觉得人类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偷窃、毁灭和亵渎所拥有的东西”。
不过，拉纳·达斯古普塔依旧试图将“现代化”与印度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他慨叹“在许多方面，进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对于这个国家所有伟大的根基来说是一场耻辱的溃败，并且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后遗症。”
道德败坏真的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吗？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说法或许并不成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德里这片土地上，最终作用于印度劳动力身上的力量是全球消费主义的逻辑：新、快、廉价，这种逻辑是无情的。
女性面对的情况更为艰难，媒体将德里称为印度的“强奸之都”，因为它的性侵发生率高到吓人。而且，“21世纪早期的强奸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发生的场所是公共场所，并和虐待结合在一起，相当可怕。每桩强奸案似乎都在竭力挖掘残忍的可能性，同时耸人听闻的性暴力越来越多地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媒体和居民的谈话内容……女性新近拥有的行动自由不仅使她们成为印度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偶像，更成了其替罪羊。”
在这背后，是印度女性所背负的民族主义责任。《资本之都》中写道，19世纪时，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开始分化。商业和政治受到殖民控制，意味着男性为了从事自己的事务不得不妥协并改变印度式生活——在外屈服于英国的法律、语言、着装、技术和社会习俗。于是民族主义的责任落到了女性身上，她们要代表其他人来保持印度的纯正存在，这意味着要置身于已经腐化的公共领域之外。“女性要留在家里，把家维护成一个精神纯净的堡垒，能够抵御对灵魂的殖民，成为已婚男性获得重生的庇护所。”
于是“精神纯净”的概念撑起了一张情绪和历史的大网，并将印度女性禁闭在其中。这就是女性形象在印度整个20世纪的大众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原因。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印度本身的基石。如果女性放弃了她们在家里的角色，那么印度文化将无法与世界上其他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文化相区别。
也正是因为这种神圣化，反而使得无数男性无法接受女性步入社会。拉纳·达斯古普塔写道：“‘印度文化’对于完美家庭妇女形象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对‘公共’女性的憎恶，并且当‘公共’的两种含义（在公共场所的和公有的）被运用到女性身上时，会不可避免地被混为一谈。暴力的出现并非来自没有文化或价值观的男性，而恰恰来自最在意这些事情的男人。”
结果，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来自没有教养的少数边缘群体，也来自主流社会以及任何社会阶层。在经济开放后，“女性应该恪守印度传统，不应该出外工作抛头露面”这种想法在德里反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德里人是否能找到快乐？
底层过得艰难，中产阶级也陷身于困境。拉纳·达斯古普塔在《资本之都》中写道：“对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来说，简单生硬的唯物主义叙事认为他们现在的收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他们的快乐也一定会增加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乐夺走的东西也在那段时间里相应膨胀，实际上，很多人在精神层面并没有任何获益。人们确实能愉快自由地赚钱和花钱，但相应的保障却很少——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只能自己应对。”
也有人会“苦中作乐”，找到德里的迷人之处。在《精灵之城：德里的一年》中，达尔林普尔就并不忌讳德里不那么好的一面。17岁时，他置身德里，立刻为之着迷：“它完全不同于我以前所见过的任何事物。德里乍看之下遍地是财富却令人不适：它是迷宫，也是宫殿之城；既有露天水沟，又有过滤光线的精致镂花雕窗、圆顶林立的景观；还有混乱的政治，拥挤的人潮，呛人的烟雾，还混合着一股香料味。”
最吸引他的是那些不同时代的废墟，“突然冒出颓塌的骨灰塔、古老清真寺或古代的伊斯兰学府”。这些废墟印证了千年来的不同文化，还有那些不同意识的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共饮同样的水，然后又回到同样的尘土之中”。
许多人都曾像达尔林普尔这样，在德里乃至印度寻找心灵的依归。1969年出生于印度的潘卡吉·米什拉就是如此。如今的他，是长期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和后殖民问题的思想家，以雄辩文风和犀利观点著称，被《经济学人》誉为“萨义德的继承者”。
潘卡吉·米什拉的童年时代曾遭遇变故。父亲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印度西北部小村庄，原本家庭生活相对富裕，不过长辈无甚志向，只将钱财投入房产和珠宝，或赞助一两座寺庙，除此之外完全被极其繁重的日常劳作吞没。米什拉坦言，按照尼采的说法，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拥有某种“奴隶的喜悦，既无须对任何事情的后果负责，也不认为过去和未来竟有任何事要比当下更值得珍惜”。
虽然当时的印度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但在米什拉生活的小村落里完全感受不到这一点。代表现代社会和殖民统治的法院、警署和税务局等机构，要在距离村子最近的镇上才能见到，即使坐牛车也要走上几个小时。当米什拉的父亲真正见到村子以外的世界时，印度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其他各种因素，米什拉的家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乡村。
米什拉在《苦厄的终结》一书中写道，在当时的印度，“数以百万计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被迫离开自己的原生环境，流落到陌生的异乡，赤手空拳地置身于自由和痛苦之中。”
《苦厄的终结》
当然，这种巨变也意味着机遇。对于米什拉的父亲乃至同代人来说，基于生存而产生的选择路径非常明确：“必须去西式学府接受高等教育，如医学和工程院校。在那里，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拿到了学位，并准备好投身于新近独立的印度屈指可数的工作岗位。如果他失败了，就意味着要回归一穷二白的乡村生活；一旦成功，他便可以获得和享受诸多事物——电扇、自来水，甚至平房、仆从和汽车——也就是英国人从前在此地享有过的物质生活。”
于是，一列列蒸汽火车从各个地方启程，最终抵达印度最大型的官僚和金融都市——孟买和德里。其后，印度迎来高速经济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赢家是极少数，大多数印度人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加无法找到自己的内心所属。
面对这种状况，潘卡吉·米什拉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旅程。他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村庄出发，拜访不再辉煌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前往商贸大厦与露天排水沟并存的德里，倾听青年对佛教等古老思想的不满；在暴乱不断的克什米尔，遇见一个个只能在封闭阴冷的房间中泄愤和哭泣的异见者；最后回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村舍，在这个充满暴力又困惑丛生的世界中，阅读大量史料，穿梭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重新书写佛陀。
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佛陀的思想能否缓解当下人们因当今世界的政治无能而产生的痛苦？个体的视角中，这持续的苦厄，究竟有没有可能得到片刻的终结？
对于印度人来说，佛教无比重要。但米什拉的视角显然超越了印度，转向全人类的迷惘与未来。佛教与西方世界能否“兼容”？他也试图给出答案。
米什拉引用了尼采在19世纪末的预言：“当科学与进步摧毁西方人曾经信仰的超验世界、上帝以及上帝赋予人类的价值观，当他们对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佛教将如何恰逢其时地吸引他们的注意。”
尼采还指出，他那个时代的人都痴迷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殊不知，如此心态只会掩盖生命徒劳无益的真相，耗损人原有的价值，功利主义便是19世纪诸多空洞宗教的替代品之一。
这个观点在现代社会同样成立，人们为了所谓成就，只能不断拼命奋斗，要维持一种生活方式，就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米什拉反抗的也恰恰是这种经济学乐观主义，他不认为随着所有人不断增长的开支，所有人的利益也必然会增长。他甚至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所有人的开支将累积成一种总体损失：人将变得更加渺小。
德里乃至印度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资本之都》认为：“印度‘继承了’全球化，就如同某人继承了一项遗产——既充满了新的经济可能性，又满是撕裂的丧亲之痛。”
但资本的进入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资本之都》越是强调资本带来的副作用，反而越揭开了一个冷酷事实：印度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导致其无法建立配套社会机制（比如穷人的福利保障）去制约资本逐利的一面，反而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使得权力侵蚀市场，权力寻租成为“标配”。
拉纳·达斯古普塔因此慨叹：“可能有人认为，像德里这样一个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会孕育出对民主的渴望，但事实不是这样。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权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权阶级的特权。他们或许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样享受那凌驾于法律和习俗之上的特权。”
这并非德里乃至印度独有的命运。《资本之都》阐释了一个事实：一个拥有炫目财富和复杂文化的地方被殖民政权接管，财富和文化遭到动摇并被推翻，巨大的权力斗争导致了一场种族灭绝的灾难。还有一个后殖民政府着手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工程项目，却最终让自己疲惫不堪，并让路给了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反弹力量。这个故事只要稍加变化，正是这个世界的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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