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高考前夕，多所高校纷纷宣布放宽校内转专业限制，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尤为“慷慨”，承诺将从2024年开始“全面放开转专业”，武汉大学则表示“院内专业可自由选，转出学院不受限制”。该新闻引发热议，不仅是因为这些985高校备受关注且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广大高校学子苦于专业之困久矣。
早在2018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就要求，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选择权，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学习，允许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但直到现在，能够真正实现自由选择专业的学校依旧寥寥可数，多数名义上可以自由转专业的学校实际上也面临着多重限制，包括原专业成绩必须达到一定分数之上、专业排名前多少位，以及时间限制等等。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9.0％的受访者有过想要转专业的念头，32.4%的受访者尝试了没有成功，30.4%的受访者想过但没尝试。
我们要为“自由转专业”叫好，不仅是因为这是把专业自主权还给学生，实现教育的学生主体化和回归本质的体现；还因为，它顺应了AI时代高校教育理念和需求转变的方向。
让我们先看一个案例：最近如日中天的音乐生成AI企业Suno，在发布的案例演示中，一位名叫Anessa的钢琴师与Suno合作了一首美妙的曲子。这位钢琴师同时也是Suno的程序员。无独有偶，OpenAI的Sora团队中，年龄最大的37岁的Joe Taylor，拥有新媒体和计算机艺术本科学历，既懂软件工程，又擅长艺术设计。这两个案例完美说明了跨界在AI时代的教育和就业中的作用。
“自由转专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融合，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重大的原始创新，也都超越了单一的学科问题，井喷在跨学科领域，从众多诺贝尔获奖者的成功经验即可看出。
在机器“深度学习”中有个问题，叫做“过拟合”（overfitting），指模型在训练数据上表现得非常好，但在未见过的数据上表现不佳的现象，有人就认为，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过拟合”，当学生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反反复复、精益求精的“磨刀”上并在零和博弈中干掉排名靠前的对手时，最终会因为缺乏“泛化”与“可迁移”的能力，与真实社会中所需的人才相差甚远，遑论创新与创造。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专业“过拟合“的弊端。
实际上，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已经说明改革势在必行。因为专业与未来预期收入紧密挂钩，甚至用 “一考定终身”都不为过，以至于为高考填报专家提供服务的张雪峰，其咨询费达到了惊人的万元天价。然而，刚刚结束了“保姆式”和“通用型”的九年学校学习生涯，进入到需要自主决定的高校阶段时，很多学生恐怕都很难一下子找到兴趣和志向所在，多一次选择，就可能多一次机会。近期被诟病的大学退化——建立“家长群”，“给家长寄成绩单”等现象，尽管高校确有应付管理和规避责任事故的无奈之理由，也说明了学生们学习和自我发展的主体性的部分丧失。
与此同时，在技术加速迭代或经济波动剧烈时代，专业选择也越来越无法充当就业指引的路灯。几年前无数尖子生挤破头进入土木专业，结果毕业后面临的却是房地产行业的大裁员。AI行业的兴起，也并不在几十年甚至数年前高校在专业设置时的预测之内。基于此，高校也需要为学生创造更宽松和自主的氛围，让专业设置从“工具属性”更多转向“个性发展”，让教育回归本质。
高等教育沉疴，也体现在了就业市场上人才与劳动市场的严重错配上。近年来青年失业率高企，大学毕业生群体就业形势严峻。根据公开信息，2023年在统计局停止公布相关数据之前，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且逐月攀升，2023年4-6月分别为20.4%、20.8%和21.3%，均超过了20%。结构性错配是“就业难”和“招聘难”同时存在的主要原因。放开学生转专业限制，可以让高校教育更贴近企业、贴近市场和现实世界。香港大学的宋鑫淼曾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提到，她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很多职教提供的教学内容远远落后于现实，“连基本的有用性都无法保证”。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职教占据半壁江山。
当然，任何改革都无法一蹴而就。 “自由转专业”面临着多个壁垒。首要的就是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师生比为例，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比在1:20左右，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师生比较高，如耶鲁大学只有1:6。不过近些年随着教育资源的日益增加，问题恐怕更多在于资源的分配而非总量的匮乏上。
更大的质疑在于公平性问题。通常来说，报考大学和专业选择有着强烈的现实考量，同一所院校，所谓的热门专业，即通常毕业工资可能更高的专业，录取分数要比所谓的冷门专业高出甚至一个录取档位。因此，很多人担心，一旦完全开放高校专业转换，很多学生会采取“曲线战略”，先靠一个相对低分进入到一个好学校再转到理想专业，这给高分录取到热门专业的学生带来了不公。也有人担心，各院校和专业的配置都有着与之匹配相应的人员和设备等，随意转专业可能带来资源浪费。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学生转专业都是为了“钱途”。 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武超就提到，转专业现象并非单向地从所谓冷门向热门专业流动，也有很多学生从热门专业走向所谓冷门专业，比如天文学，今年的热度就非常高。他还说，很多学生进校后，不再为家长、社会的期待而学，而是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学习。
其次，在转专业的设置和管理上，可能需要更多的系统性的配套措施，比如规范学科和学科制度，加强学业生涯和就业规划，加强校企合作等等。
至于高校资源因转专业太多而出现资源浪费，那是否意味着高校在专业规划之初，就已经丧失了与社会和就业市场的有效链接？即便如此，也还是可以通过增强高校之间的合作，以及加强教职工、研究人员在高校、企业甚至政府部门的流动性，来优化资源配置。
综上，上述种种担忧都不应成为限制“自由转专业”的理由，因为“自由转专业”符合这样一个方向：高等教育，尤其是在AI时代，必须从理念上进行彻底的、系统性的改革。正如郑永年在一篇题为《ChatGPT时代，大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现在的高等教育理念依然局限于工业化以后形成的学科专业分离状态，跨学科的研发协作受制于制度约束，因此高校必须“要打破单一学科的知识壁垒，通过设置更多元的协同学习方式、更多样的组织模式来适应创新活动”。对此，“自由转专业”理应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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